雲也退《中國青年報》(2014年12月23日10版)
  現時所謂好的社科類圖書,一般都有兩個特點:寫得豐富扎實,文字有可讀性。但我讀這類書,特別看重在場感。且以清晰說理為強項,具有一流的敘事與描摹功力,知識與想象力兼備。就像德裔學者、多棲作家阿爾伯特·O·赫希曼的書,即使是討論學理的問題,多少都含有個人體驗,英國哲學家以賽亞·伯林的書,雖是思想史,文字的質地卻能造出一個三維空間,有一個好看的入口和深深的思想長廊。
  我推薦的2014年度社科好書為:《跑步在最絕望的城市》、《人類簡史》、《 威廉·夏伊勒的二十世紀之旅》、《致命的海灘》、《看不見的森林》、《自我顛覆的傾向》、《榮耀與醜聞》、《明亮的對話》、《啟蒙的三個批評者》。
  別把自己當造物主
  過了2004~2006年這一分水嶺,互聯網商業,跟著技術革新進入一條超音速公路,我們念叨著“顛覆”、“迭代”、“互聯網思維”,談論著幾個頭頂著天文數字身價的名字,因為聽到了不熟悉的名詞覺得自己似乎又落伍了。可是誰也不會作這樣的橫向比較:我的智力已經遠遠超過了其他動物,比如,就算再給黑猩猩一萬年的時間,他們也不可能進化到會使用手機的程度……
  尤瓦爾·赫拉利,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一名教師,在他的《人類簡史》里說,人已打破了自然演化的游戲規則,近10年的變化速度,是過去50年無法想象的,而近100年裡的技術進步,超過了過去兩千年。他說,這就很可怕了,人很可能控制不了自己生產和締造出的東西。想一想這個常識:一個游戲者脫穎而出,把其他競爭者都遠遠甩在了身後,然後就宣佈游戲結束,關起門來發展自己,任意擺佈其他生命——這很可能是一條通往自取滅亡的路。
  3年前,《人類簡史》以希伯來語版問世,赫拉利自己將它譯成了英文,暢銷程度直追美國生物學家賈雷德·戴蒙德的《槍炮、病菌和鋼鐵》。它受關註,有作者自身的緣故:他生於1976年,這麼年輕就這麼悲觀,為什麼?
  赫拉利很淵博,同時又有種不失天真的世界觀。人跟其他生物之間在進化道路上的剪刀差之勢,讓他心生恐懼。現代社會太複雜,這讓赫拉利焦慮不安。
  他本能地提出質疑:越玩越複雜、高端,這樣可以嗎?他絕望也不乏幽默地跟讀者說,嗨,忘了我們是從哪兒來的嗎?因為獨霸了進化鏈的終端,我們就真拿自己當造物主,無視身上的動物性了嗎?最近幾年,科普書里不乏談論同類話題的作品,例如談自私的基因,談兩性關係的生物本質,但還少有像《人類簡史》這樣,從生命起源一竿子捅向“智人的滅絕”的。如果你站在赫拉利一邊,那麼面對任何當代的現象,你都會有種仔細一想,覺得恐怖至極的感覺。
  每個人都是一片森林
  人類學本該是通識教育的一部分。可在中國,之前的積累幾乎為零。現在,它也隨著科普讀物興起的大潮,像一顆種子一樣緩慢生長。
  我願推薦《看不見的森林》給所有人。雖則大體上看,它未脫沉浸於對外物的觀察中,闡發環保思想的套路,但作者D·G·哈斯凱爾不是僅有普通的環保主義者情懷,他是一位生物學教授,思考著人類行為和環境的關係。他有一種除幻的自覺,即,不要幻想著把世界改回人類行為之前的樣子。人固然改變、污染、破壞了自然景觀,但這也是自然演化過程的一部分。例如,人類發明高爾夫球的游戲,正說明人是從大草原上的猿猴進化而來,如今“這些靈長類動物潛意識中依然嚮往著那些地方”。對待自身,哈斯凱爾的態度也更加溫和。他認為,熱愛世界,就得熱愛人類的聰明才智和活潑嬉戲,只是,“我們最大的缺點是對世界缺乏悲憫之心”。
  這是另一個角度。赫拉利基於自己的問題意識,強調“自然離開了人可以運轉得很好”。哈斯凱爾則說:“不要因為愛自然而憎恨人類,我們進入了一個連帶的網絡之中,在這個網絡里,所有的角色都是互相依存的,沒有哪一環節能擁有完全的個體性。”
  書名中的“森林”當然是一個隱喻。哈斯凱爾的森林存於每一隻小昆蟲身上,每一片落葉,每一粒沙和一滴海水之中。這些細小至極的東西,朝生暮死的生命,包含或折射了一個完整的自然循環,便應了詩人威廉·布萊克那句“一花一世界,一葉一菩提”。森林各有不同,與之相仿,每個人也都如森林一般,身上包裹牽纏著重重疊疊的故事和經驗。所以才有人說,對好的作家而言,一天的經歷就能寫上一輩子。
  一個人一生可以出席很多重要時刻
  威廉·夏伊勒既是好作家,也是經歷豐富的人,因而論寫煌煌巨著,舍他其誰?夏伊勒一個人覆蓋了整個20世紀。都說讀史鑒今,如果將來,有哪個物種要以“人類史”為鑒,應該會去研究夏伊勒的三捲本《 威廉·夏伊勒的二十世紀之旅》。
  讀後,最大的感觸是,一個人一生可以出席那麼多重要的時刻。就說記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捲:1938年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時夏伊勒在場。吞併捷克斯洛伐克時他在場。當德軍進攻波蘭時,波蘭人以騎兵去對抗坦克,他還在場,目擊成千上萬的波蘭騎兵和戰馬葬身。除了運筆如神外,在無可抗拒的大局之下個人的抉擇,讀來也是可信可感。
  夏伊勒的能動性還有一個表現:他希望把一個故事跟到底,不管它會發展到哪一步,不管他會看見怎樣的事實,他只要看真實的樣子,而不是他希望看到的樣子。當他明白自己做不到這些時,他就離開。他的回憶錄,因此也染上了一種壯闊的奧德賽色彩。夏伊勒的代表作《第三帝國的興亡》里的許多內容,都可以在這套作品里找到;在德國待了6年,目睹它從一個極有文化的國家淪為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惡,並且為它的過去致哀。
  當“絕望”變成常態
  跟著最好的寫作者,你就有穿行於森林之感。夏伊勒健步如飛,費爾金斯也不遑多讓,一部《跑步在最絕望的城市》,夠讓你屏息凝神一天半載的工夫。他們都是真正的記者,費爾金斯寫出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地發生的最真實的事件,但費爾金斯還把情感隔離在視野之外,讓戰火中的人們自述自己的生存狀態。讀這本書,感覺他所描寫事情有如發生在隔壁一般。“我沒有辦法哀悼太多亡靈”,費爾金斯寫道,但他有辦法把亡靈背後的故事說出來,這比哀悼的難度大多了。
  在一些城市,生死一線,“絕望”是種常態。可是,一旦深入歷史的細枝末節,你才知道可怕的事情原來如同身上的毛孔一般無所不在。在讀羅伯特·休斯的《致命的海灘》前,你能想象這片天藍草綠的大陸曾是令人絕望的地獄?同為大英的拓殖地,廣袤的北美大地給人以自由,而同樣遼闊的澳大利亞,情況卻相反,巨大的空間卻使流犯們熄滅了生的信心。
  雖然休斯使用的全是搜集來的資料,包括流犯們的書信、日記、政府公文、政要回憶錄、探險家和淘金者的筆記、民間傳說以及民歌,但他寫得猶如親歷者一般細膩入微。
  不管後來的澳大利亞如何富庶,它的起源是一片卑微的混亂,凌辱流犯,屠殺土著人,還有野生物種的毀滅。人間地獄曾在這裡出現,尤其是在鄰近的兩個島嶼上,局促的範圍、簡單粗野的人際關係,加上返家希望渺茫,催生了虐待狂和獨裁者。白人管理者在這裡進行監獄制度實驗,流犯們粗鄙無文,手裡的唯一擅長就是犯罪。
  一個文明的澳大利亞,正是從這些混亂之中問世的,這又讓我想到《人類簡史》里反覆重申的觀點:人從動物中脫穎而出,並至少淘汰了其他六個同源的“智人”種族,方纔延續至今。澳大利亞並非一步一步規劃演進而成,服役期滿的流犯艱難地以勞動立足,建立生存秩序,慢慢吸引到一些自由移民;而最後,流犯制度還得終結於偶然發生的淘金熱:金礦讓它作為流放地失去了意義——我們從中看到一個頗具諷刺性的結論,即終結暴力的不是文明,而是貪欲和利益。
  讓詩意的精神穿透一切
  夏伊勒所感念的那個舊德國,也可在另兩本新書里看到:《榮耀與醜聞》和《啟蒙的三個批評者》,兩者都跟一個重要的文化思潮有關。《榮耀與醜聞》的作者,德國著名學者、尼采和席勒專家薩弗蘭斯基,用一厚冊的篇幅來談從赫爾德、席勒、費希特等開始的德國浪漫主義運動,一路經荷爾德林、尼采、瓦格納、海德格爾,最後談到“醜聞”,即浪漫主義的興起同納粹德國之間遙相呼應的關係。這種關係錯綜複雜,論者莫衷一是,但薩氏的論述里有一點很明白:德國浪漫主義的開始就是趨於極端的,德意志的山水森林,中世紀的城堡和廢墟,讓知識分子們寄情其中,萌發了民族主義的苗頭。他們高舉想象力的旗幟,號召以幻想來掌權,“讓詩意的精神穿透一切”。經浪漫主義的激蕩,德意志人養成了良好的讀寫習慣,文化素質特別高,與此同時,他們中的一些人,終於分不清幻想與現實,著手在地上建立心中的理想秩序。
  以賽亞·伯林《啟蒙的三個批評者》里所說的3個人,都跟浪漫主義有關:維柯、赫爾德、哈曼。他們都是啟蒙的敵人,啟蒙運動是主“合”的,宣說一些普世真理,而批評它的人,自然主“分”,唯恐啟蒙精神抹煞了文化的多元和特殊。赫爾德講“每個民族有其幸福的內在核心,就像每個球體有它自己的重心一樣”——沒有什麼企圖,比同化不同文化的核心更為致命。這不只是審美層面上的,已經上升到了民族的高度上。由他開始,浪漫主義思潮塑造了德國人的性格。
  博學多才的以賽亞·伯林拿思想史當一個智力泳池,在裡面撲騰,薩弗蘭斯基在書中也引用了伯林的觀點。他們都或明或隱地認為,浪漫主義雖然在英國、法國、意大利都有,但主要是“德國的童話”,因為它與德意志的“地之靈”結合得最為緊密,如同樹棲於土,影響也最恆久。受浪漫主義熏陶的德國人,相信藝術高於一切,創作是文化精英的分內之事,他們看出去的風景都蒙著一層夢幻的色彩。這是一種文化現實,說不上是好還是不好,它塑造了德國人身上一些討人喜歡的特質,但也與其讓人恐懼的另一面有關。
  面對兩條領帶的選擇
  寫書的人,都有問題意識。最難的不是收集對自己有利或不利的證據,而是超越自己的問題意識,做到不固執己見。這就需要讀讀另一個德裔學者、多棲作家阿爾伯特·O·赫希曼的書。
  年初,他的一本《自我顛覆的傾向》令人驚艷,赫希曼用一個猶太故事闡明他眼裡的一個人性特點:一個猶太母親送給孩子兩條領帶,作為他的生日禮物,第二天兒子便戴上了一條,本以為可以取悅母親,想不到母親大發雷霆:“另一條領帶呢?你把它放到哪兒去了?難道你不喜歡它嗎?”
  領帶的故事可以是個應用廣泛的隱喻。我們討論任何歷史和現實,都會想著,如果當初沒有選擇一,而是選擇二,是否會更好?或者,因為選擇一被證明是好的,就認為選擇二一定是不好的。他說,他只要不戴上第二條領帶,就不知道是否真能討得母親的歡心,而所有的學術研究和問題思辨,也都必須依靠後見之明,對未發生的事指指點點,預測未來,實屬無益。因此,人們必須在事前就調整問題意識,兼及問題的正反兩面,這就是“自我顛覆”的來源,它不僅不痛苦,反而是種巨大的誘惑。
  《自我顛覆的傾向》也是一本別緻的自傳,雖然偏於學術的一端,但赫希曼回顧人生的幾個片斷時,總是持有的猶太式自嘲態度,以及一旦產生一個想法,旋即為它找來相反觀點的習慣,是學人寫作中特別罕見的。我想這是一種良好的思維習慣。
  同樣,旅美華人徐賁的《明亮的對話》,也是在幫助我們建立基本的思維及對話的習慣。這本書寫得特別用心,對種種邏輯陷阱的闡釋,可以幫助讀者避開許多話語誤區。如同人類學一樣,有條理地、有見地的分析和對話,同樣也缺失於我們的基礎教育。可惜的是,它只能得到成年人的閱讀,而且,許多需要它指導的人大概不會讀它,因為他們還未意識到自己的言思需要受一番訓練。  (原標題:這一年我用三維角度讀過的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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