說謊

　　雲也退《中國青年報》（2014年12月23日10版）
　　現時所謂好的社科類圖書，一般都有兩個特點：寫得豐富扎實，文字有可讀性。但我讀這類書，特別看重在場感。且以清晰說理為強項，具有一流的敘事與描摹功力，知識與想象力兼備。就像德裔學者、多棲作家阿爾伯特·O·赫希曼的書，即使是討論學理的問題，多少都含有個人體驗，英國哲學家以賽亞·伯林的書，雖是思想史，文字的質地卻能造出一個三維空間，有一個好看的入口和深深的思想長廊。
　　我推薦的2014年度社科好書為：《跑步在最絕望的城市》、《人類簡史》、《 威廉·夏伊勒的二十世紀之旅》、《致命的海灘》、《看不見的森林》、《自我顛覆的傾向》、《榮耀與醜聞》、《明亮的對話》、《啟蒙的三個批評者》。
　　別把自己當造物主
　　過了2004～2006年這一分水嶺，互聯網商業，跟著技術革新進入一條超音速公路，我們念叨著“顛覆”、“迭代”、“互聯網思維”，談論著幾個頭頂著天文數字身價的名字，因為聽到了不熟悉的名詞覺得自己似乎又落伍了。可是誰也不會作這樣的橫向比較：我的智力已經遠遠超過了其他動物，比如，就算再給黑猩猩一萬年的時間，他們也不可能進化到會使用手機的程度……
　　尤瓦爾·赫拉利，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一名教師，在他的《人類簡史》里說，人已打破了自然演化的游戲規則，近10年的變化速度，是過去50年無法想象的，而近100年裡的技術進步，超過了過去兩千年。他說，這就很可怕了，人很可能控制不了自己生產和締造出的東西。想一想這個常識：一個游戲者脫穎而出，把其他競爭者都遠遠甩在了身後，然後就宣佈游戲結束，關起門來發展自己，任意擺佈其他生命——這很可能是一條通往自取滅亡的路。
　　3年前，《人類簡史》以希伯來語版問世，赫拉利自己將它譯成了英文，暢銷程度直追美國生物學家賈雷德·戴蒙德的《槍炮、病菌和鋼鐵》。它受關註，有作者自身的緣故：他生於1976年，這麼年輕就這麼悲觀，為什麼？
　　赫拉利很淵博，同時又有種不失天真的世界觀。人跟其他生物之間在進化道路上的剪刀差之勢，讓他心生恐懼。現代社會太複雜，這讓赫拉利焦慮不安。
　　他本能地提出質疑：越玩越複雜、高端，這樣可以嗎？他絕望也不乏幽默地跟讀者說，嗨，忘了我們是從哪兒來的嗎？因為獨霸了進化鏈的終端，我們就真拿自己當造物主，無視身上的動物性了嗎？最近幾年，科普書里不乏談論同類話題的作品，例如談自私的基因，談兩性關係的生物本質，但還少有像《人類簡史》這樣，從生命起源一竿子捅向“智人的滅絕”的。如果你站在赫拉利一邊，那麼面對任何當代的現象，你都會有種仔細一想，覺得恐怖至極的感覺。
　　每個人都是一片森林
　　人類學本該是通識教育的一部分。可在中國，之前的積累幾乎為零。現在，它也隨著科普讀物興起的大潮，像一顆種子一樣緩慢生長。
　　我願推薦《看不見的森林》給所有人。雖則大體上看，它未脫沉浸於對外物的觀察中，闡發環保思想的套路，但作者D·G·哈斯凱爾不是僅有普通的環保主義者情懷，他是一位生物學教授，思考著人類行為和環境的關係。他有一種除幻的自覺，即，不要幻想著把世界改回人類行為之前的樣子。人固然改變、污染、破壞了自然景觀，但這也是自然演化過程的一部分。例如，人類發明高爾夫球的游戲，正說明人是從大草原上的猿猴進化而來，如今“這些靈長類動物潛意識中依然嚮往著那些地方”。對待自身，哈斯凱爾的態度也更加溫和。他認為，熱愛世界，就得熱愛人類的聰明才智和活潑嬉戲，只是，“我們最大的缺點是對世界缺乏悲憫之心”。
　　這是另一個角度。赫拉利基於自己的問題意識，強調“自然離開了人可以運轉得很好”。哈斯凱爾則說：“不要因為愛自然而憎恨人類，我們進入了一個連帶的網絡之中，在這個網絡里，所有的角色都是互相依存的，沒有哪一環節能擁有完全的個體性。”
　　書名中的“森林”當然是一個隱喻。哈斯凱爾的森林存於每一隻小昆蟲身上，每一片落葉，每一粒沙和一滴海水之中。這些細小至極的東西，朝生暮死的生命，包含或折射了一個完整的自然循環，便應了詩人威廉·布萊克那句“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菩提”。森林各有不同，與之相仿，每個人也都如森林一般，身上包裹牽纏著重重疊疊的故事和經驗。所以才有人說，對好的作家而言，一天的經歷就能寫上一輩子。
　　一個人一生可以出席很多重要時刻
　　威廉·夏伊勒既是好作家，也是經歷豐富的人，因而論寫煌煌巨著，舍他其誰？夏伊勒一個人覆蓋了整個20世紀。都說讀史鑒今，如果將來，有哪個物種要以“人類史”為鑒，應該會去研究夏伊勒的三捲本《 威廉·夏伊勒的二十世紀之旅》。
　　讀後，最大的感觸是，一個人一生可以出席那麼多重要的時刻。就說記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捲：1938年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時夏伊勒在場。吞併捷克斯洛伐克時他在場。當德軍進攻波蘭時，波蘭人以騎兵去對抗坦克，他還在場，目擊成千上萬的波蘭騎兵和戰馬葬身。除了運筆如神外，在無可抗拒的大局之下個人的抉擇，讀來也是可信可感。
　　夏伊勒的能動性還有一個表現：他希望把一個故事跟到底，不管它會發展到哪一步，不管他會看見怎樣的事實，他只要看真實的樣子，而不是他希望看到的樣子。當他明白自己做不到這些時，他就離開。他的回憶錄，因此也染上了一種壯闊的奧德賽色彩。夏伊勒的代表作《第三帝國的興亡》里的許多內容，都可以在這套作品里找到；在德國待了6年，目睹它從一個極有文化的國家淪為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惡，並且為它的過去致哀。
　　當“絕望”變成常態
　　跟著最好的寫作者，你就有穿行於森林之感。夏伊勒健步如飛，費爾金斯也不遑多讓，一部《跑步在最絕望的城市》，夠讓你屏息凝神一天半載的工夫。他們都是真正的記者，費爾金斯寫出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地發生的最真實的事件，但費爾金斯還把情感隔離在視野之外，讓戰火中的人們自述自己的生存狀態。讀這本書，感覺他所描寫事情有如發生在隔壁一般。“我沒有辦法哀悼太多亡靈”，費爾金斯寫道，但他有辦法把亡靈背後的故事說出來，這比哀悼的難度大多了。
　　在一些城市，生死一線，“絕望”是種常態。可是，一旦深入歷史的細枝末節，你才知道可怕的事情原來如同身上的毛孔一般無所不在。在讀羅伯特·休斯的《致命的海灘》前，你能想象這片天藍草綠的大陸曾是令人絕望的地獄？同為大英的拓殖地，廣袤的北美大地給人以自由，而同樣遼闊的澳大利亞，情況卻相反，巨大的空間卻使流犯們熄滅了生的信心。
　　雖然休斯使用的全是搜集來的資料，包括流犯們的書信、日記、政府公文、政要回憶錄、探險家和淘金者的筆記、民間傳說以及民歌，但他寫得猶如親歷者一般細膩入微。
　　不管後來的澳大利亞如何富庶，它的起源是一片卑微的混亂，凌辱流犯，屠殺土著人，還有野生物種的毀滅。人間地獄曾在這裡出現，尤其是在鄰近的兩個島嶼上，局促的範圍、簡單粗野的人際關係，加上返家希望渺茫，催生了虐待狂和獨裁者。白人管理者在這裡進行監獄制度實驗，流犯們粗鄙無文，手裡的唯一擅長就是犯罪。
　　一個文明的澳大利亞，正是從這些混亂之中問世的，這又讓我想到《人類簡史》里反覆重申的觀點：人從動物中脫穎而出，並至少淘汰了其他六個同源的“智人”種族，方纔延續至今。澳大利亞並非一步一步規劃演進而成，服役期滿的流犯艱難地以勞動立足，建立生存秩序，慢慢吸引到一些自由移民；而最後，流犯制度還得終結於偶然發生的淘金熱：金礦讓它作為流放地失去了意義——我們從中看到一個頗具諷刺性的結論，即終結暴力的不是文明，而是貪欲和利益。
　　讓詩意的精神穿透一切
　　夏伊勒所感念的那個舊德國，也可在另兩本新書里看到：《榮耀與醜聞》和《啟蒙的三個批評者》，兩者都跟一個重要的文化思潮有關。《榮耀與醜聞》的作者，德國著名學者、尼采和席勒專家薩弗蘭斯基，用一厚冊的篇幅來談從赫爾德、席勒、費希特等開始的德國浪漫主義運動，一路經荷爾德林、尼采、瓦格納、海德格爾，最後談到“醜聞”，即浪漫主義的興起同納粹德國之間遙相呼應的關係。這種關係錯綜複雜，論者莫衷一是，但薩氏的論述里有一點很明白：德國浪漫主義的開始就是趨於極端的，德意志的山水森林，中世紀的城堡和廢墟，讓知識分子們寄情其中，萌發了民族主義的苗頭。他們高舉想象力的旗幟，號召以幻想來掌權，“讓詩意的精神穿透一切”。經浪漫主義的激蕩，德意志人養成了良好的讀寫習慣，文化素質特別高，與此同時，他們中的一些人，終於分不清幻想與現實，著手在地上建立心中的理想秩序。
　　以賽亞·伯林《啟蒙的三個批評者》里所說的3個人，都跟浪漫主義有關：維柯、赫爾德、哈曼。他們都是啟蒙的敵人，啟蒙運動是主“合”的，宣說一些普世真理，而批評它的人，自然主“分”，唯恐啟蒙精神抹煞了文化的多元和特殊。赫爾德講“每個民族有其幸福的內在核心，就像每個球體有它自己的重心一樣”——沒有什麼企圖，比同化不同文化的核心更為致命。這不只是審美層面上的，已經上升到了民族的高度上。由他開始，浪漫主義思潮塑造了德國人的性格。
　　博學多才的以賽亞·伯林拿思想史當一個智力泳池，在裡面撲騰，薩弗蘭斯基在書中也引用了伯林的觀點。他們都或明或隱地認為，浪漫主義雖然在英國、法國、意大利都有，但主要是“德國的童話”，因為它與德意志的“地之靈”結合得最為緊密，如同樹棲於土，影響也最恆久。受浪漫主義熏陶的德國人，相信藝術高於一切，創作是文化精英的分內之事，他們看出去的風景都蒙著一層夢幻的色彩。這是一種文化現實，說不上是好還是不好，它塑造了德國人身上一些討人喜歡的特質，但也與其讓人恐懼的另一面有關。
　　面對兩條領帶的選擇
　　寫書的人，都有問題意識。最難的不是收集對自己有利或不利的證據，而是超越自己的問題意識，做到不固執己見。這就需要讀讀另一個德裔學者、多棲作家阿爾伯特·O·赫希曼的書。
　　年初，他的一本《自我顛覆的傾向》令人驚艷，赫希曼用一個猶太故事闡明他眼裡的一個人性特點：一個猶太母親送給孩子兩條領帶，作為他的生日禮物，第二天兒子便戴上了一條，本以為可以取悅母親，想不到母親大發雷霆：“另一條領帶呢？你把它放到哪兒去了？難道你不喜歡它嗎？”
　　領帶的故事可以是個應用廣泛的隱喻。我們討論任何歷史和現實，都會想著，如果當初沒有選擇一，而是選擇二，是否會更好？或者，因為選擇一被證明是好的，就認為選擇二一定是不好的。他說，他只要不戴上第二條領帶，就不知道是否真能討得母親的歡心，而所有的學術研究和問題思辨，也都必須依靠後見之明，對未發生的事指指點點，預測未來，實屬無益。因此，人們必須在事前就調整問題意識，兼及問題的正反兩面，這就是“自我顛覆”的來源，它不僅不痛苦，反而是種巨大的誘惑。
　　《自我顛覆的傾向》也是一本別緻的自傳，雖然偏於學術的一端，但赫希曼回顧人生的幾個片斷時，總是持有的猶太式自嘲態度，以及一旦產生一個想法，旋即為它找來相反觀點的習慣，是學人寫作中特別罕見的。我想這是一種良好的思維習慣。
　　同樣，旅美華人徐賁的《明亮的對話》，也是在幫助我們建立基本的思維及對話的習慣。這本書寫得特別用心，對種種邏輯陷阱的闡釋，可以幫助讀者避開許多話語誤區。如同人類學一樣，有條理地、有見地的分析和對話，同樣也缺失於我們的基礎教育。可惜的是，它只能得到成年人的閱讀，而且，許多需要它指導的人大概不會讀它，因為他們還未意識到自己的言思需要受一番訓練。　　（原標題：這一年我用三維角度讀過的書）